直面“Z世代”心理难题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凸显，其中自杀、自伤现象尤其让人担忧，也是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全球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发生率约17.2%（美国自杀学学会官方期刊），我国学生人群NSSI终生发生率为24.7%（《柳叶刀》），合并情绪障碍与冲动控制问题的高风险人群规模庞大。

  当前，儿童精神（心理）科服务的人群以“Z世代”（1995—2009年出生）群体为主。这一代人成长于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快速普及的时代，相较于父辈认知水平更高，疾病谱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譬如，失学、厌学及其可能发展成为的茧居问题，就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增多的典型例证。为此，不少医院开设专病门诊、设置未成年精神科病房等，通过多学科协同手段寻求专业解决方案。然而目前，相关临床诊疗领域仍面临一些现实难题，值得共同探讨、分享经验做法。

      人才发展路径需更专业化、体系化

  精神障碍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呈现多变性、易变性、不典型性，严格考验医者的辩证诊疗思维能力，对专业素养、临床经验尤其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具体实践有着较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儿童精神科医护人员数量仍显不足且地域分布不均，缺乏专业化、体制化的培养路径与认证体系。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开展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不少地方纷纷推出转岗培训项目，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相关医疗资源。但转岗人员通常经历的培训周期较短，有待接受更系统化、持续化的继续教育；同时，由于儿童精神（心理）科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就诊需求，成人精神科门诊中的儿童青少年患者占比较高，相关诊疗行为有待规范。因此，呼吁出台更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拓宽儿童精神（心理）科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

      未成年人诊疗面临法律及伦理困境

  年龄较小的儿童在表达沟通上有一定局限性，加之精神科部分疾病缺乏客观生物指标，相关诊疗更多依赖于医务人员的问诊，因此儿童精神（心理）科的服务对象常常是患儿家庭。这一现象在客观层面上不仅增加了医患沟通的难度、强度，还涉及更多法律风险与伦理困境。

  比如，在家长缺位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独自就医等问题亟待破解。

  案例

  小患者阿玲今年15岁，患抑郁障碍，同时有自杀、自伤风险。接诊后，在我的耐心诱导下，小玲告诉我她的父母离异，又都再婚，父亲在新家庭中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阿玲的抚养权虽然归母亲，但母亲也有抑郁障碍，且经常外出旅游。平时，阿玲住校，生活起居全靠自己。这次就诊，也是她自己在网络上预约、挂号，独自打车来医院。阿玲懂事得让人心疼，尽管自己遭受疾病的痛苦，却非常有同理心。记得那天，我因为低血糖，在看诊时手不自知地微微发抖，阿玲观察到后停下自己的描述，关切地询问我：“医生，你还好吗？”被问到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父母时，阿玲说不想他们知道后担心。

  经评估，阿玲处于疾病中风险状态，且需要服用药物。相关诊断结果和处置方案都须通知监护人，但阿玲和医务人员分别致电其父母、告知病情与风险后，两人均表示无法到医院。

  在阿玲的案例中，最后在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报警，请求协助护送阿玲到家，同时与她学校的老师取得联系。门诊中，像阿玲一样的孩子还有不少，有时他们刻意回避父母来院就诊；有时父母不认同孩子有心理问题，但孩子本人非常痛苦，独自来求助。对于这类情况，作为医者常常会感到悲凉与无奈。

  与此同时，当前儿童精神（心理）科缺乏特异性用药，超说明书用药问题广泛存在。虽然有科研文献支持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但能作为法律依据的临床诊疗标准、指南、专家共识等往往滞后于临床科研，给诊疗行为埋下了很大的法律风险及隐患。

      心理治疗期待弹性定价机制

  目前，对有轻度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的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等是一线治疗方式。但在目前多数地区，此类治疗尚缺少医保定价弹性，心理治疗费相对较低，无法体现心理治疗师的劳动价值，医院、科室从成本控制的角度出发，无法引进乃至留住更多、更优质的专业人员。这间接导致很多医院心理治疗预约难、预约时间长等问题，有些医院干脆选择关闭这项业务。而患者心理治疗的需求又很大，以至于只能寻求社会机构的帮助。然而，一些社会机构心理咨询的价格昂贵，且提供的服务良莠不齐，可能导致患者病情延误。

      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疗愈是什么？

  医学不仅是科学，更是人学，这一点在精神科领域更为凸显。在诊疗中，医生不是要为患者规定某种疗愈方式，而应俯下身来倾听他们需要什么。基于此，近年来，我们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一是突出治疗的人文属性。每周日，医院诊疗大厅都会响起钢琴的优美旋律，医院党委书记潘海恩还会亲自为大家弹奏。走进儿童青少年病房，抬头是逶迤的“白云”，走廊里是各色画展。即便是在普通病房，患者推开落地窗，大片的江景即映入眼帘。这些人文元素不着痕迹地融入医疗场景，创意细节让疗愈悄悄发生。

  二是赋能生活方式改变。相关团队推行“运动处方”，在病房融合国际先进的碎片化运动、森林浴的概念，结合本土化运动形式，逐步帮患者形成健康、规律的生活方式。

  三是提供全病程服务。根据儿童青少年特殊年龄段的特点，创新非药物心理治疗方式，推行动物疗法、植物疗法、创意手工、桌游、情绪日记等干预手段。借助协调机制搭建数字化工作平台，让患儿通过与动植物、同伴建立连接获得的能量迁移到院外，内化为自身体验。同时，在循证基础上，推行患儿可“自助”的治疗模式，通过模块化的结构，让受到焦虑、恐慌、烦躁、愤怒等负性情绪困扰的患儿掌握一套自助方案，帮助他们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更好地适应学校、家庭等环境。

  儿童精神（心理）科的干预对象不仅是小患者，医务人员往往要花很大力气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等，引导他们看到家庭内部互动与沟通的底层逻辑。比如，开展家长课堂、团体治疗，来到社区、企业、学校等，以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讲座。孩子们的心理困境绝不仅是医学问题，医疗机构和卫生健康部门须协同教育部门、司法部门，与教育工作者、社工等密切联动，围合服务闭环，打造更普惠、更长远的心身健康管理模式，为孩子的改变与康复创设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