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仁的身形本来是胖胖的，为了健康，他花了八个月进行地狱式减肥，成功减去四十磅，摇身一变成为肌肉男。但在这段减肥期间，他因为做运动受了三次伤，令他知道原来人天生的能力是有限的，若再加强锻炼，只会受伤。

　　为此，他毅然接受DNA测试，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从而避免再度受伤，同时不会对自己期望过高stylechina.com。他说：「DNA的报告显示，我的肌肉生长力低过一般人，受伤是身体告诉我，自己已到了极限。其实音乐都一样，创作上可以无限，但人在技术上一样有尽头，等如我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像恭硕良打鼓打得那么快；我无论如何勤力去练习，也不会像鲍以正弹结他那样，弹到一个好高的水平。所以，我要找到自己最强的位置，也希望自己不要太吃力。」

　　现时陈奂仁仍保持运动的习惯，每天持续运动半小时，保持心跳率在105至115之间。这样他既可以减肥，亦不会受伤。

当前香港社会时局紧张之时，艺文界更需用创作传递正能量和前行的希望。香港文化艺术推广协会正在香港大会堂高座七楼展览馆举行的「艺道之行——水木清华邀请展」，展出二十六名本港年轻书画家的共八十多幅书画作品，一众年轻艺术家以书画呼唤和平，以艺载道，诠释水墨艺术精髓。展期至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

　　以艺会友增进了解

　　去年十一月，香港文化艺术推广协会安排三十位本地青年书画艺术家前去北京参观清华大学、游览故宫、万里长城、圆明园等历史名胜，学习了解内地的历史、文化、艺术、经济，继而又参观博物馆，出席名家示范讲座等。参与交流活动的二十六位年轻书画家返港后创作一系列山水、花鸟、草书、篆书等书画作品，通过「艺道之行——水木清华书画邀请展」，向观众传达他们的所见所闻及艺术思考。

　　中联办宣传文体部处长彭婕、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执行主席霍启刚、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区永熙、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人文及法律学院客席教授邓海超、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马浩文作为主礼嘉宾并出席开幕式。

　　彭婕致辞时表示：「在如今的特殊时期，十分有必要表现中华文化之精神。」因此，她很感动能看到这么多优秀年轻书画家的创作，他们在这个纷争之时为香港人带来另一种声音，以及文化信息。

　　霍启刚认为此类文化交流工作适宜多做，「香港年轻艺术家去到内地，以艺会友，能增进对内地文化的了解，并通过艺术创作了解中国历史。」

　　马浩文也道：「近几个月，香港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此种书画展更显得可贵。艺术家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也能用创作做一些事，总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想法，观众也能通过欣赏他们的书画，停一停、想一想，令整个社会恢复百花齐放、互相包容的文明秩序。」

　　冀香港恢复安定

　　香港文化艺术推广协会会长刘若仪以草书书法《苏轼─水调歌头》、梅花主题画作《香如故》、《月梅》等，既是为了应景下月中秋节的「人月两团圆」，更重要的是以不畏严寒的梅花寓意香港社会终会恢复安定和繁荣。

　　她评价此次年轻书画家北京行时说：「这班年轻书画家均在本地画坛小有名气，今次去到北京，游走历史遗迹，了解八国联军毁坏圆明园、抗日战争史时都十分有感触。可以说，这次的活动以文化入手，令年轻人了解家国历史，端正对祖国的认知，继而影响其他人。」

　　香港艺术家孔繁杰于二○○八年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回港，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现为多间中小学和画室的绘画班导师，其今次两幅作品《守护中华》、《银杏寄语》，以好似「墙中画」的构图勾勒北京故宫及圆明园遗址，「这次并不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但却是第一次参观圆明园等历史古迹，通过这些断壁残垣，我感受到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惨状，故而我在创作《守护中华》时以故宫宫殿门前的石狮子象征守护，希望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外敌不敢犯境。」

　　本地水墨画家何纪岚参与北京行后亦是收获颇丰，其创作的水墨作品《深黑印象》、《丝路行中》，以鲜明的黑白对比象征阴阳，诠释中国道家哲学观，提及行程感受，他认为有助增强对内地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其父、香港水墨画家何百里亦在展览现场告诉大公报记者：「香港年轻人应加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将力量用在正途。」

　　一千多年前，当大唐的朝阳刺穿晨雾，将第一缕阳光播洒在长安城之时，大唐盛世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的一段记忆，同时也成为永远无法磨灭的世界记忆。大唐的辉煌，即使千年以后，仍然耀眼夺目，令人神往。内地热播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一群现代人就通过这种记忆，营造了一个唐长安宫廷和市井的绚烂画面。然而，真实的大唐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没有摄录影像，就连留下的纸本画作也是少之又少的情况下，一部网剧何以能将唐人的生活还原得如此活色生香，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众多唐墓壁画。\大公报记者李阳波

　　中国人历来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盛唐时国家富足，贵族不仅生活奢侈，对死后的墓葬也竭尽全力予以美化，许多大唐天潢贵胄，都希望死后能用墓葬壁画将其生前的一切，用写实的手法保留下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在千百年之后能一窥大唐盛世的繁荣与奢华。

　　公元六一七年，隋末天下大乱，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次年称帝建立唐朝，以长安为京师，一举开启了大唐二百八十九年的辉煌。在目前已发掘的唐代王公贵族墓葬中，几乎都发现了精美的壁画，这些壁画的内容和等级也大多反映了墓主人昔日的地位和丰功伟绩。然而却有那么一个人，其在历史上并无太多建树，但由于其墓葬的殊异，在逝世千年后却名声大噪，这个人便是李渊的堂弟李寿。

　　《仪仗出行图》展西域良马

　　李寿是唐开国功臣之一，获封淮安王。其墓中壁画内容丰富，从战争到歌舞升平，从人物衣着到军阵兵戈铁马，反映了唐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李寿墓壁画中最突出的就是骑马出行图。将近十七米的墓道两壁都是庞大的军阵，每边由四十匹鞍马人物组成，分组排列，井然有序，骑手们坐在高头大马上，或目视前方，或扭头回望，正向墓道口行进。

　　在紧连墓道壁画的一幅《仪仗出行图》上，八位骑士面部表情各异，分别骑着不同颜色的马。这些马膘肥体壮，都属于优良马种。唐人爱马，彼时长安聚集了八十多种世界良马。这种兼容并蓄不仅造就了强大的唐军，同时也推动了民间譬如马球等运动的兴起。其墓中的另一幅《步行仪卫图》，画中人物近百，为了避免画面呆板、雷同，唐朝的画师们将每位人物的动作和神情，刻画得维妙维肖，使得整个画面既有动感又有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唐蓬勃向上的兴盛气象。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闻染、王韫秀、丁瞳儿、李香香等女性人物，除了演员精湛的演技，粉面朱唇、国色天香的妆容和衣衫飘飘、雍容华贵的服饰，瞬间将很多观众带回到了唐朝。由隋入唐，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纺织技术进步、对外交往频繁，人们的服饰空前繁荣，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款式、色彩、图案都前所未有，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

　　唐高祖李渊第六女房陵公主墓中的《托果盘侍女图》壁画，将服饰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襦裙、男装、胡服是唐代女子最流行的三大服饰，不管妇女身份高低还是贫穷富贵，她们的襦裙装都离不开「衫、裙、帔」三件套。壁画中的侍女身材匀称丰腴，头梳单髻，面部圆润，浓眉高鼻，樱桃小嘴。上着黄色窄袖襦，下系带黑色竖道的淡红色长裙，脚蹬如意云头履，深红色的披巾（帔）绕过双肩飘于身后。虽历经千年，但放眼看去，侍女仿佛款款向你走来，让人惊叹不已。

　　唐前期女装成一时风尚

　　引人注意的是，房陵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衣袖都很窄，据传这是受北方少数民族「胡服」的影响，更便于劳动。而醒目的拖地红裙则是当时最流行的石榴裙，唐诗中对它的描述屡见不鲜，如李白「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等。壁画中侍女们体态丰满，神情坦荡，发式、服装及所持器物各具特色，表现了初唐向盛唐迈进时期的自信积极、豪放洒脱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

　　这种隋唐时期最时兴的襦裙也出现在唐太宗第二十一女新城公主墓的《宫女图》壁画中，该幅壁画中左边的宫女耸眉细眼，面施薄粉，神态自如，她身穿白色窄袖襦衫，外套浅褐色半臂，袖头施白色宽边，白色披帛由身后旋绕至两臂弯处自然飘垂，双脚分立似欲向前行进；右边的宫女唇涂朱红，神态安详，回首顾视，她身穿低领窄袖白色襦衫，土褐色长裙下微露黑色尖头履，左臂屈肘抬起，右臂贴身下垂肘部略微屈起，双手皆隐于长袖中。据悉，唐代时襦裙男女皆可穿，唐前期女装上衣窄小，听任小袖下垂，竟成一时风尚。中唐以后，女装又转向阔大拖沓，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就更明显减少了。

　　以「露」为美亦喜男装

　　众所周知，唐朝女子以「露」为美，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唐朝女子还爱穿男装。在唐高祖李渊第十五子、虢王李凤墓中出土的两幅侍女图，真实再现了当时的这种潮流。第一幅《胡服侍女图》，图中描绘了一位眉目稍微低垂，神态颇为谦恭的侍女形象。其头戴黑色帕头，身穿红色圆领袍服，系黑色腰带，下着红白条纹卷口裤，脚穿白色软鞋，一身唐代男子常见的装扮。但秀丽的曲线却遮不住身为女子的体态，恬静的表情和白皙的肤色，亦透露出娇美的女性特征。

　　专家表示，女穿男装，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大特点，反映了唐代社会开放的宽松风气，是唐代妇女不拘成规、热烈放恣的一种写照。唐墓壁画中女扮男装的侍女大多足下仍穿女鞋，表明女子们在女扮男装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不忘自身的女儿情趣。

　　在李凤墓另一幅《侍女图》中，侍女头梳高髻，脸型长圆而丰润，身着白色低胸坦颈窄袖襦衫，典雅从容。唐代女装颜色鲜艳，款式变化多，更讲究线条美。该幅壁画令人注目的是，唐代妇女服饰「以露为美」的程度前所未有，贵族女性的服装更是「绮罗纤缕见肌肤」。

　　据文献记载，唐高宗时曾两次下诏要求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检点衣着，但「初虽暂息，旋又仍旧」，由此可见当时女性着装之大胆。武则天掌权后不拘一格，鼓励人们开阔思路，重视妇女，于是唐代女服薄、露、透之风愈演愈烈，集中反映在贵妇人或宫廷歌伎、侍女身上。

　　唐代国风开放，除了引领世界潮流的唐乐舞，「胡舞」、「胡乐」亦相继涌入长安，这些外来乐舞给中原传统乐舞带来了新风。唐虢国公苏思勖墓出土的《奏乐图》和《乐舞图》，画面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堪称大唐音乐最全档案。其中《乐舞图》长逾四米，中间为胡人舞者，深目、高鼻、络腮胡，他头戴白色尖顶胡帽，在暗黄色地毯上右手叉腰、左手高举，拧腰摆胯，仰身回顾，作旋转而舞的姿态。右边的黄色地毯上，是一组五人乐队。前排坐着的三个人分别手持筚篥、筝和箜篌，后排站立两人，一人吹排箫、一人右臂前伸似乎在伴唱。左边的黄色地毯上，一组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前排三人，分别手持琵琶、笙和铜钹，后排三人，一人吹横笛、一人拍板，另外一人左臂前伸似乎在与对方呼应高歌。站在这幅画前，一种自然而来的震撼感，瞬间便能让人产生身临其境感受盛唐舞乐表演欢乐场面的感觉，气氛异常欢快。

　　胡汉和睦相处同台乐舞

　　唐代的舞蹈大致分为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和马舞等，其中健舞源于西域。《奏乐图》和《乐舞图》中的胡人舞者居于画面正中，两边的乐队成员，皆似汉人模样，所持九种乐器中，既有西域传入内地的胡乐乐器，如箜篌、筚篥、琵琶、铜钹、横笛，还有汉族的乐器，如笙、筝、排箫和拍板，这种胡汉民族同台乐舞的情景和中外乐舞交织的画面，也反映了唐代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和睦相处，是不同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真实再现。

　　此外，在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元老李爽墓中亦出土了梵音唐朝乐舞的壁画。唐人喜好音律，涉及乐器种类繁多，包括鼓、钲、角、箫、笳、筝、琴、琵琶、笙、笛、竽、箜篌、拍板、瑟、觱篥、磬等等，其中，在《吹横笛乐伎图》壁画中，演奏侍女身穿白色窄袖衫，十指按持横笛，正在专注的吹奏来自大唐的美妙笛声。而在另一幅《吹箫乐伎图》中，一名男装女伎，双手持箫，作吹奏状，别有一番风采。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程旭告诉记者，唐墓壁画以风格独特的建筑、简约传神的人物、特色鲜明的器物、简洁明快的山水与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描绘了当时的仪礼规范、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该馆希望通过这些最具代表性的藏品，能让每一位观者都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唐朝宫廷贵族的生活，以及这些艺术品本身所带来的视觉享受。